知青岁月.[10]
致和悌的哥哥都下放在靖县,可能是致的哥哥下放的地方离我们近些,致就经常的去玩,而悌就很少去。致每次从他哥哥那里回来总是要带一些新闻回来告诉我们,只是这些新闻都不是关系到我们知青命运的,大多都是那些老知青们生产,生活的见闻,让我们听了长一些见识。
靖县知青大多数是69年下放的老三届的,最大的要比我们大的五六岁,当然也有我们70年下放的新知青,但是少之又少,他们都是奔哥哥姐姐们而去的。
听说,他们那边的知青成了群,队上拿了知青们头痛,可又得罪不起,只怕将知青惹火了知青做出破格的事来,收不得场。当地人的房子都是木板房,还一栋一栋的很集中,听他们当地农民说,他们那最怕的就是火灾,因为火灾可能烧毁整个村庄。而这事被知青知道后,就经常以此事来吓唬他们当地农民,一遇到什么为难事就说要去放火烧屋,确实让他们担心,只怕真的出了一个不想事的脑膜炎,真的去放火烧屋。。。。你说他们当地人那个不怕。
知青们没有吃,偷当地农民的鸡鸭小菜是经常的事,也应该不算回事吧,因为那时不是说我们跟贫下中农是一家人吗?这一家人拿一点也就不应该算偷吧。这逻辑是从那里来的?不知道,只晓得当年鲁迅先生说过,“读书人偷书不算偷”,那算什么呢?拿,那我们跟贫下中农是一家人,也只可能算是拿了吧。
只是听说还有知青偷猪的,一百多斤重的猪可以偷了背在肩上跑,可够胆大的,有干劲的了。还有的知青在队上根本不出工,每天习武练拳腿。还有的就干脆一走了之,回城去也。还说知青们下乡是一年玩,二年看,三年望。这地方这么穷,又田少人多,根本容不下这么多人,知青们在乡里时间大多数都不可能待得太长,三五年都会走,只有迟走早走,走近走远的区别,只有少数人可能会走不了,因为,任何生产队都不可能长期的容下我们这些知青。
这些东西听了对我们还是有些影响,后来我们在农民伯伯面前不再象刚来时那么伏首贴耳了,该争的还是要争,看你拿我怎么办。
记得那年生产队评工分,生产队最高评12分一天,最低的3分一天,而3分的都是正在读书的学生,称半劳力。妇女最高为7分5一天。队长会计给我们定的就是7分,他们两人嫌少,跟队长会计争了起来,硬是争了个8分工一天。
我是怕懒得,无所谓几分工一天,没有争,就仍是7分工一天,比妇女同志还少了0.5分。
7分与12分比,一天就少了5分,几乎一半,所以我在队上称自己为半劳力,跟妇女劳力差不多。在农村,就是靠赚工分吃饭,你工分多才收入多,工分少也就收入少,而收入又与粮食等挂勾,所以,人们都将工分看得重,一天1、2分,一年就差了6、7百分这6.7百分又是多少粮食?多少钱?争1分,也就是争了300来分。我不争,也就是没把那300来分看在眼里。
按当时他们告诉我们的先一年的工价算,一个工0.23元,那300分才30个工,才几个钱?可这1分之差,给我在今后的劳动生产中却带来了不少的便利。后来出工时劳动时如果男女分开干不同的活,那我就不会听从队长的安排,而是要自己选择,认为男劳力做事轻松时就同男的去做事,认为女劳力做事轻松时就同妇女们一起去做事,总之一切由着自己,队长说我,我就告诉他,我比妇女们还要少些分,当然比妇女还不行,肯定不能同男劳力比呀。
记得四月份男劳力进山背木头,女劳力去茶山锄草,我没有背过木头也就去背了二天,二天后我就跟妇女们去茶山了。队长说,这木头是准备为你们盖屋的,你应该去背,我说有他们二个去了也就可以了,背木头是你们拿10分工以上的人去背的,我不去。
在那里,进山伐木搬树从古至今都是男人的事,因为有危险性,所以女人们是不贴边的。伐木还好些,搬树就真的危险。正因为危险,做这事时谁也不会拿出高姿态,让你一点,或是帮你一把,都是各负其责,自管自事。 树从山上搬下山,有好长一段路,他们将这整个路段又分成若干个小段。又因树长弯多一个人不好背,就二个人为一组负责一个小路段。那个组负责那个路段由抓阄决定,决不会因你体弱不行而照顾你一段好路段。我们三个人都是第一次于这活,自然谁也不愿意邀我们一组,可他们又不可能让我们三个人一组,就有一人必须同他们当地人一组,他们中单出的那一个将我们三人比较一番后决定找悌同他一组,留下我和致一组。那人为什么选择悌,就是认为悌做事老成些,稳妥些,不象我和致一样毛手毛脚,猫弹鬼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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