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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

冷眼向阳看世界,风物长宜放眼量...

 
 
 

日志

 
 
关于我

我是一个个性好强的人,喜欢我行我素,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性情之人。。。。我好朋友,但又不会惧怕孤独,因为朋友能够我带来快乐,而孤独可以让我更好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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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的记忆【16】  

2011-05-29 10:16:12|  分类: 往事的记忆---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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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六年[7]

可如今到好,居然有人说刘文彩是好人,有本事,还有大学的女生说,嫁人就要嫁这样的人。一个白毛女是受旧中国地主恶霸残酷压迫的剥削的代表,可当代也有女大学生说,白毛女好愚蠢,为什么不愿意嫁给黄世仁,因为嫁了黄世仁就可以衣食无忧地过上好日子。信念的丢失,价值观的改变,让少数年轻人混淆了新旧中国的基本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仿佛根本就没有是毛泽东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带领着全中国千千万万的受苦人民起来革命,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起新中国,让中国从此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新中国,这可是与当代的教育失误分不开的呀,眼下可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呀,这些人怎么就会本末倒置,反看不到新中国的伟大了呢!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可是唱了半个多世纪,到现在仍在唱着的歌呀,这歌词的意思,唱这歌的意义,我想总不至于是不懂得吧。

记得在我们的二三十岁时,也就是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有人提出世界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说什么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已经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了,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先锋队,是革命的主力军,没有了无产阶级,那无产阶级革命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国家也就成了问题。说这就是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让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国家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才逐步地解决了工人阶级的生产,生活待遇,让无产阶级也走向了有产阶级的队伍,使其失去了革命的斗志。

在当今的中国,私有化的进程是不是也是如出一辙,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国家让社会主义的国家认识到了自已的不足,也要向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学习,改国有公有为私有,让无产阶级也逐步走向了有产阶级队伍,从而走向世界大同呢?我不清楚,也不想评价,因为这是一个需要时间来检验的问题,不是用理论可以解释的。

在忆苦思甜的那一段时间中我们还进城去听过一次老红军爷爷跟我们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那位老红军好像是住在市政府那后面的人民医院附近,一座青砖的小四合院内,我们就坐在小院的天井坪中听的那位老红军为我们讲他们当年长征时的故事。这次应该是只有我们六一班单独去的,因为那次好像没有排长队。

记得湖南省花鼓戏剧团这年还编排了一出反映旧社会地主老财残酷利剥削压迫农民,而农民最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起来革命的花鼓戏,剧名“杨立贝”,在大学的大礼堂内连续演出了好几晚,因我母亲是电影服务队的,就是服务队的人在收票,都认识我,所以我是晚晚都去看了,印象深刻。

不记得是五年级时还是六年级,学校组织同学们学手旗,弄得同学们上学时还得带着两面小旗帜。手旗又叫旗语,是看得见的直线远距离相互联系的一种方式,它由红绿各一面小旗和固定的旗式语言组成,由手旗手按固定的旗式语言挥动手中的两面小旗,向对方发送和接收指令。

记得那段时间的体育课就全是手旗学习和练习,就连课间时间也大部分被它所占用。为什么?是因为有大量的旗语要抄写背熟,不然到时就会看不懂发不出。这次手旗的学习好像还有过市区的比赛,印象是模糊了,但班上组织同学们集体去当年的劳动广场打过手旗。

升高小那年暑假,也就是四年级进五年级那年,不知体育老师廖老师怎么会想起要我到市体校体操队去培训,弄得我在那里硬是累了半个月,学校里还有谁去了,不记得了,总之不是我一个人。

去是廖老师送起去的,从排楼口坐划子过的河,上岸还走了好一会。住就住在当时还叫劳动广场的那个大门外的一栋楼房内,每天就是在教练的指导下在那了里撕一字,下腰子,单双杆,前滚翻后滚翻和空心翻的好累。

好像是半个月的样子,廖老师去那里看我们时我找了廖老师,说我不想在那里训练了,原因是我不喜欢搞体操。我对廖老师说我很喜欢踢足球,因四年级时在班上就经常踢足球,所以希望廖老师同意我进学校足球队。是不是当天就同廖老师回了?记不清了,但我肯定没有搞完训练就提前回去了。

五年级开学后,廖老师找了我,问我是否真的是想参加学校足球队,我肯定的回答了他,于是他真的要我进了足球队。

那个年代的小学校里基本上是没有学生打篮球的,而踢足球的到是有不少,小学里每个学期都会举办足球赛,这学校内的足球赛是在年级中班与班之间进行,记得我们班是从四年级开始参加学校内的比赛的。

我们班男同学应该是全校内所有班中最少的,五十名学生中只有五分之二,二十名,虽说是大多数男孩子都爱踢足球,可男同学少,在年级中比那二个班就还是存在有差距,记得四,五年级时的四次足球比赛,在年级中我们班都是未名,直到六年级时我们才打赢过一次六三班,得了个第二名。

那时小学内的足球场很小,小得也就是一个篮球场那么大,因此,学校的足球赛低年级时是七人制,高年级时才是五人制,也就是二前二卫一守门员。踢足球,我一直是班上锋线上的主力队员,与我同踢前锋的一般是毅强,后卫主力队员一般是国钧和海泉,门将就一直是旭。在比赛时,能够替换上场的人不多,如风连,新建,志清,有一次还叫端平上场踢了一会,可他那猫腿时刻踢不中球,只好又将他换下场。

我们班只有我和国钧是校足球队的,在我们五年级时,校足球队里大多数队员是六年级的学生,到了我们六年级时,学校足球队的队员又是五年级的占了多数,可见我们年级的足球整体水平不行。

六年级时,我们年级在校足球队的除我和国钧外,记得的还有六二班的岳亭,祖湘,六三班的西涵,五年级的有新民,必亮,新华,正先,桂秋,还有几个不记得了。

当年的学校每学期都要参加岳麓区组织的小学生足球赛,这比赛每次都是在师院体育系的足球场迸行,那足球场就是大足球场的半边场,比我们学校的足球场大了许多,而比赛又是七人制,因此,我们学校的足球在岳麓区的比赛中从来就没有取到过名次,只是没有背过板【末名】。

那时在岳麓区的足球赛场上最有名气的是矿山小学的粟科,其次是杜家塘小学的少奇,再就是矿冶的麓山。

那时七人制足球比赛阵容都是采取2221形,在校队我是打右前锋,新华打左前锋,岳亭,祖湘打中锋,必亮和新民打后卫,正先当守门员,西涵是替补门将。

当年学校的体育队还是要经常搞训练的,可只有足球队的训练最苦。我们不但要参加每周几次的早上登山外,还要每周几次的下午放学后的在校训练,就连学习不紧张时的星期天休息日都安排在大学大操坪里要踢二个小时足球。还有暑假期间,廖老师也没放过我们足球队,仍然是上午要在大操坪里踢二个小时足球。按廖老师的想法,是在我们六年级下学期时一定要在区里取得名次,可他的愿望因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而未能实现。

我想我们中国足球要不是十年动乱,文革的影响,足球按照那时在小学的普及程度和重视的发展,中国足球说不定早就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眼下的中国足球为什么这样的差劲,我认为就是当代的中国足球普及程度太差,学生应试学习的任务过重,学生家长一般都不会准许自已的孩子们去踢足球。这原因应该有二,一是中国足球整体水平太差,难得有发展和前途。二是中国足球场地少,踢球成了奢侈,不是所有想踢球的人就能够有场地踢的。我想,中国足球要发展首先就得普及,因为只有普及了才能够有提高。真正足球的好苗子是只能在普及中去寻找,因为仅靠有钱人的喜欢送去培训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能够寻找到真正有前途的好苗子的进行很好的专业培训的。

中国足球的痛有人说是伤不起的痛,可这伤不起的痛可不知道还要继续伤痛多少年。。。记得当年我们的那个学生时代,区,市一级大学,中学到小学,一年都不知道有多少的足球比赛,要做到这样,在中国现在都是不可能的,这希望在那里呢?我是真不知道。

记得当年在学校练习踢定位球时被球队后卫,球队人称铁脚的必亮,踢出的一球正中我前胸,因距离太近,我人当场被击倒,那前胸的球衣上还留下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足球印痕。当时廖老师在场看见还吓了一跳,马上叫我躺在地上不要动,并用他的纸扇为我扇了一阵凉风后,听我说没有事了才让我站起来。

那时我们小学的体育队每天早上的训练是登山,登山是从学校后面望江楼边的小路上山,到山顶的禹王碑打转,从家里出去登山完了回家也就一个来小时。小路,坡陡,路又不平,坑坑洼洼的,冬天跑上去都是一身汗,也就更莫说热天了,爬上去那有不累的,同学们都是早晨一爬起床就赶到学校去登山,完后再回家吃饭再上学。

记得有一次登山,刚到禹王碑时有一位女同学(记不清是谁了)坚持不住,晕倒在那里,要水,那山顶上又到那里去找水呀!没办法,廖老师就叫了我们足球队的几个队员到山下来弄水。我们几个人下山,在最近的集贤村的一住户家借了一个水壶,并问那家要了一些凉开水打转再上山。这可是拼体力和耐力的事情,我们在打转再上山的路上几乎全都不行了,留在了半路,只有新民一个人坚持住了,将水送上了山。

那时学校每学期都会要举行运动会,竞赛项目有跳高、跳远,三级跳远,手榴弹,还有六十米、一百米、二百米、四百米赛跑和四百米接力等。我们班跳高是毅强的强项,他的背越式当年好像是1.35米,我也参加过一次跳高比赛,我只会跨越式,只跳过了1.05米。跳远我没参加过,也不记得当年谁跳得最远。手榴弹参加过,记不清丢了多远,反正没有名次。在班上,跑一百米是我的强项,最好成绩好像是平了区记录,可在学校比赛中只得过第三名。

高年级后,班上多了一件事,那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就要出一期黑板报,如学校的活动和安排的,还有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十一、元旦这几个节日庆祝还要有专刊。我们班的黑板报位置是在文庙前坪通往足球场那张小门边的墙上。黑板不太大,可能是三个平方多一点。我是出黑板报的成员之一,只负责写大小标题,还收过一段时间的稿件。另外,还有毅强、小麓和亮。因为亮的图画得好,他就只负责画图,其它的内容也就是毅强和小麓他们二人的事了。

为了写好黑板报的大小标题,我还专门去麓山门的新华书店里买了二本有关如何写好美术字的书,后来学校一名姓甘的女老师又送了我一本,由于经常用粉笔写大字,使我那二年的粉笔字很有长劲,还受到过那位甘老师的表扬和鼓励。

那时的电影不管它是什么内容的,我们首先都会争着要去看,就因为那时的文化生活太少,连收音机都希奇,很少家庭有,听新闻就是每天三次,早中晚大学广播站播放的广播。

当年在收音机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少儿节目,叫“小喇叭”节目,那“哒啼嗒,哒啼嗒,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的声音很受我们少年儿童们的喜爱,可因自已家中没有收音机而无法天天听到,很是无奈,后来学校搞了一个“从小爱科学”课外活动组,自已动手学做矿石收音机,让学校许多人都乐意参加,可矿石收音机看似简单,可真正做好了要能够收听到电台的广播还是有一定的难度,要不就是接收信号不好,听起来喳喳喳的声音,一副耳机戴在耳朵上,听起来非常的刺耳。这东西我是玩了一段时间,自已根本调试不好,也就没有继续玩下去了。

那时大学校部的电影除节假日和寒暑假外,一个星期顶多是放二部,本身就文娱活动少,看电影的机会也少,你们想这二场电影会不会有吸引力?肯定是有的。

早先,大学的露天电影放映场是在大礼堂外,大银幕就挂在现在书院大门前的马路边,礼堂前坪的石阶上。电影场的范围就是大礼堂大门西边那坪的大小,沿马路都是场外。北面那时的花园与这坪中间种有一排蜡树,这蜡树几乎有二人高,正好将此隔断。看正面的人要买票入场,而看反面的人不用买票,坐在岳麓书院那边的人不用花钱一样自自在在的看。

那时看外场,还要去得早才能占到好位置,因此,许多要去看电影的家庭总是让一人或二人快些吃完晚饭就搬着几张凳子去占位置,也有为占位置吵架打架的,只是这时的吵闹都会影响他人看电影,所以总会受到多人的制止和劝阻,因此也很快会平息。

我是因为我妈妈在电影俱乐部卖票,因此电影俱乐部的人都认识,看电影就从没有买过票。小的时候天冷时还要经常钻进放映间去看,因为那里面不冷。

在这里看的电影印象最深的有“狼牙山五壮士”,“战火中的青春”,“沙漠追匪记”和“鸡毛信”。

记得在这里还看过一次马戏,是齐齐哈尔马戏团来这里演出的,他们在这地坪里搭了一顶好大的帐篷,这是我第一次看马戏表演,因此也是天天晚上跑去看了,一连看了好几场,所以印象深。

后来,露天电影搬到了大操坪内放映,在大操坪内看电影,正反两面就都得买票了,不然,就得站很远,或是很偏看,或是要看到电影放完三分之二以上了,电影俱乐部的人准备收场了才能进去看。

在大操坪,民主村的大小细伢子们大多数是不会花钱买票去看电影的,这是因为民主村的普遍家庭经济条件差,细伢子们很少有零花钱,所以有许多是因家长没有给这三分钱买票的钱,有少部分的是家长给了三分钱买票的钱舍不得买,因为那时的三分钱还真是能够有作用的钱。

电影是要看的,怎么看,那就是三五个一路,开映前都在能够钻进去的地点等候,乘开映之时一二三冲呀的就快速钻了进去朝看电影的人堆中跑去,跑进人堆后马上坐下,让那维护秩序的电影俱乐部的人一下无从找到,而那来抓的俱乐部的人也不能放肆找,因为他们的走动会影响到别人看电影,这样就躲过了被捕而看成了电影。

五年级时,大学电影俱乐部与我们学校联系,应电影俱乐部的邀请,我们班在学校的安排下,成立了电影服务队,其任务就是协助电影俱乐部的叔叔、伯伯、阿姨们维护电影场内的秩序。

每当大学放电影时,我们服务队的队员们就要去帮那些叔叔伯伯阿姨们,因此我们也就名正言顺地不用买票看电影了。

那时,一般的电影都是晚上在大操坪放,只有寒暑假时白天放,或是冬天刮风下雨的外场无法放时才在大礼堂放。

当年学校的教职工连同学生一起万余人,而礼堂的容纳不到三千人,因此每放一部电影都要映二场以上才能基本满足大家的需要,这时,我们一部电影就能够看上二遍三遍的。

放电影时,我们总要提前半个小时到达放映场,大礼堂好些,不用清场,到时收票进场就是。而大操场就不同,里面总有许多打球、搞锻炼的人,要把他们都请了出去后,才能进场。因为大操场场地大,四面又无围墙,四通八达,四处都可以进人,为了防止打溜票的人进场,有些地点还要零时拉扯上一些绳索,不让人通过,进场的人只准许从设立的几个点验票进场。

那时在大操场的东南西北有六个进场点,东面是七学生宿舍前二个,南面也是二个,西面是自卑亭角和主楼前那角上各一个。整个北面都是陡坡,只有中间有一石阶级,这里那时因很少有人出入因此也就没设入场点,这边的人都由主楼前那个点入场。

我们服务队的任务就是守在那些不是入场点的地段,看见有人溜进场时就喊叫,让他们自己自觉的退出去,对不自党的我们就拦住他,叫俱乐部的叔叔、伯伯来处理。

那时在大操场看电影是3分钱一张的门票,在大礼堂看电影是1角钱一张的门票,现在看来,3分钱是没有了,而l角钱根本不算钱,连小朋友都不会在意,家长给不会要,地上看见不会捡,就是一元钱也会是无所谓的。可在那时,3分钱对我们来说可是挺要紧的。

3分钱买早点,可以买一个馒头。3分钱买冰棒可以买一支白糖冰棒,3分钱买糖果可以买三到四粒,3分钱可以买一小竹简简的蚕豆、瓜子,3分钱可以买一支铅笔,或是一个练习本,一块橡皮擦,3分钱在书摊上看小人书可以看三本,3分钱买小菜可以买几斤,3分钱可以在河西的任意一个大学的操场内看一场露天电影。

那个年代,党的号召是艰苦朴素,勤俭建国,节约每一个铜板,为支援祖国的社会本义建设。l分钱都恨不得掰开做2分钱用,那个时代我们不是有首歌是这么唱的:我在马路边,捡到1分钱,把他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警察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快乐地说了声,叔叔再见。从这歌词中也能看出,1分钱在那时在人们眼中的重要性。

在电影俱乐部里搞服务队,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乐意的事情,一是可以节省买电影票的钱,二是可以理直气壮的去看电影,而不怕家长们说闲话不让去看。

我们小队的指定地点是东北角健身房那里,每次在大操场放电影,我们就守在那里。我是很喜欢守在这里的。健身房这距离银幕远,又是反面,钻进来的人要经过近百米的距离才可钻进那看电影的人群中,从这里打溜票进场看电影难度大,容易被抓,所以从这地方溜进来的人也就少,因此守在这地方的我们事也少。

打溜票的人往往选择的是西面看台那一线,因为那一线就是在马路边牵着一根绳索,横过马路,跳下石阶就能混入了看电影的人群中。而有些地段在马路边的石阶上就坐有一些买了票进场看电影的人,打溜票的人只要选择这些地方横过马路那成功率几乎就是百分之百了。

这一段的北边是集贤村小队的,南边是桃园村小队的。建设村小队是南面一线,民主村小队是东面一线,看来只有我们民主村守的地段最好。

总的说,大操坪放电影只有西面是打溜票的最多,南面有一些,东面和北面最少。民主村的细伢子们看电影几乎都是从南面“一、二、三、冲呀!”的冲进场放映的,俱乐部收票的大人们一时也不好抓那个,加之这些细伢子又基本上都是熟人,工人子弟,碍着个面子,也只能是做做样子,而实际上并不去认真抓。

守在东北角,虽然自己看电影不方便,一是太远看不清,听不清,二是银幕的反面,什么都是反向的不太习惯,但可以安安心心地看。加之不是所有的电影我们都喜欢看,不好看时,我们就可以在那里玩耍,或坐在那里扯谈聊天。

那时健身房的东面紧挨着的是大操坪唯一的一座厕所,那厕所之所以叫厕所是因为它还有着一个简陋的破烂不堪的木棚,虽说四面木板都有好宽的缝隙,可还是比无任何遮拦要显得雅观些。记得这厕所隔板上画满了污秽不堪的话语,可有一首打油诗格外醒目,写的好像是“一去二三里,居有四五家,………八九十枝花”。

这里只有电影还没有开映时才有人上厕所,而这时上厕所的几乎全是女性,电影开映后这里也就无人来上厕所了。

挨着健身房的南面是一线单双杆,往南过去就是三大排篮球场地,有十几个篮球场。

挨着健身房的西面是二个排球场,排球场的西边有二长排直立的爬梯,爬梯那边是跑道,跑道那边是足球场。

健身房的北面是一座小黄土山包,这小山包朝大操坪这面很陡峭,但胆大一点的人仍能够爬上爬下,那时放学后我们还经常来这里爬上爬下的玩,还在这山包上放风筝。

放风筝也是我们那时爱玩的一种活动,每当春天放风筝之季,同学们就会到大操坪来放风筝。那时的风筝大多是自己做的,买的极少,因水平能力有限,许多的风筝放飞时都不尽人意,只有少数家中有哥哥姐姐,或是大人们帮忙做的才能称心如意的放飞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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